根據《信貸評級機構的操守準則》，信貸評級的過程必須保持客觀性、獨立性及廉潔穩健。 當發行人對評級結果提出異議時，主分析員的處理方式至關重要。 陳述 I 是正確的。 信貸評級機構通常設有內部指引處理上訴。 上訴是否合理的關鍵在於發行人能否提供在初次評級時未被考慮的「新」且具實質影響的資料。 只有在新資料可能改變評級結果的情況下，重新召開評級委員會會議才是合理的程序。 陳述 II 是不正確的。 僅僅為了維持客戶關係而重新審議評級，會損害評級機構的獨立性和客觀性。 如果上訴僅基於對現有資料的不同詮釋或壓力，而非新事實，分析員不應同意重新評估。 陳述 III 是正確的。 這是《信貸評級機構的操守準則》的核心要求。 如果上訴請求缺乏新的事實依據，而僅僅是施加壓力，分析員有責任予以拒絕，以維護評級過程的公正性。 陳述 IV 是不正確的。 準則明確指出，分析員不應在委員會會議召開前，對會議的決定作出任何陳述或暗示。 這樣做會損害委員會決策的獨立性和完整性。 因此，陳述 I 及 III 是正確的。

正確的答案是，這種情況會帶來額外風險，因為在經濟不景氣時，貸款申請人可能需要動用自己的資金去援助家族生意，這種潛在的財務義務會直接影響他償還個人貸款的能力，即減少其自由現金流。信貸分析的核心是預測未來的還款能力，而社會文化因素是評估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亞洲文化背景下，家庭成員間的財務支援是一種常見的非正式責任。因此，即使申請人個人財務狀況良好，信貸分析員也必須考慮到這種潛在的資金外流風險。 其他選項是錯誤的。認為家族成員能提供財務後盾是一個正面因素，這描述的是經濟好時的「交叉抵押資產」情景，忽略了經濟下行時風險會逆轉。認為這與評估無關，因為法律上財務獨立，這種看法過於狹隘，忽略了信貸風險分析需要超越純粹的法律界線，去評估所有可能影響現金流的實際因素。聲稱銀行可以合法地向其家族成員追討資產，則是混淆了非正式的家庭義務與正式的法律擔保，除非家族成員簽署了擔保協議，否則銀行並無此法律權利。.

在證券化交易中，「真實銷售」（True Sale）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法律概念，其目的是將資產從發起人（賣方）的資產負債表中徹底剝離，以保護證券投資者免受發起人未來可能發生的破產風險影響。 要構成一項有效的真實銷售，必須滿足三個核心經濟和法律條件。 陳述 I 是正確的。 真實銷售的核心在於實現資產的法律隔離（legal isolation）。 這意味著資產的轉讓是最終且無追索權的，一旦發起人破產，其債權人不能對已轉讓給特殊目的實體（SPE）的資產提出申索。 這確保了支付給投資者的現金流不會因發起人的財務困境而中斷。 陳述 II 是正確的。 交易必須按公允價值進行。 如果資產以遠低於市場公平價值的價格轉讓，破產法庭可能會將其視為欺詐性轉讓（fraudulent conveyance），旨在將資產隱藏起來以逃避債權人。 在這種情況下，法庭有權撤銷該交易，將資產歸還給發起人的破產財產，從而破壞了證券化結構的獨立性。 陳述 III 是正確的。 轉讓的資產必須是可明確識別的。 法律上必須清楚界定哪些具體的應收款項或資產已被出售給特殊目的實體。 如果資產無法識別，轉讓的有效性將受到質疑，因為無法確定所有權的歸屬。 陳述 IV 是不正確的。 雖然發起人常常會繼續擔任資產的服務提供者（servicer），但這並非構成真實銷售的必要條件。 更重要的是，若發起人為特殊目的實體提供「完全」的信用增級擔保，這將嚴重削弱甚至否定風險轉移的原則。 這種安排可能被視為一種變相的融資而非真實的銷售，從而使資產在法律上仍與發起人掛鉤，違背了真實銷售的初衷。 因此，陳述 I、II 及 III 是正確的。

此問題的核心在於區分信貸評級的「序數」(ordinal) 和「基數」(cardinal) 特性。正確的理解是，信貸評級主要是一種序數計量。這意味著評級提供了一個關於信貸質素的相對排名。例如，一個「AA」評級的發行人被認為比一個「A」評級的發行人信貸風險更低，而「A」評級的又比「BBB」評級的風險更低。當兩間不同行業的公司獲得相同的「A」評級時，這表示評級機構認為它們在相對信貸質素的光譜上處於相似的位置或等級。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它們具有完全相同或精確量化的違約概率。不同行業的經濟週期、商業模式和風險因素各異，因此它們各自的絕對違約概率可能存在細微差別，即使它們被歸入同一個評級類別。 將評級視為基數計量的觀點是錯誤的。基數計量意味著評級代表一個具體的、可量化的數值，例如一個精確的違約概率。雖然信貸評級機構在分析過程中會使用計量模型來估算違約概率，但最終公佈的字母評級是一個經過綜合判斷和簡化的分類，而非一個精確的數值。 另一種錯誤的理解是認為對特定債券的評級僅反映發行機構的整體狀況。事實上，評級分為「發行人評級」和「發行評級」。對一筆特定債券的評級（發行評級）會考慮該債務工具的具體條款，例如其償還次序（優先或次級）、抵押品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其信貸風險，因此評級不僅僅是針對發行人本身。 最後，信貸評級是信貸評級機構（私營商業機構）發表的獨立意見，絕非監管機構（如香港證監會）的保證或認可。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的《提供信貸評級服務的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證監會負責監管在香港提供信貸評級服務的機構的操守，但不會為其評級的準確性背書。.

根據證監會的《信貸評級機構的操守準則》，信貸評級機構的內部質素監控是一個多層面的系統，旨在確保評級的質素、廉潔穩健及透明度。正確的答案是，建立一個獨立的合規部門以監督評級過程，並在其官方網站上公開其評級方法、操守準則及過往的評級表現數據。這項措施結合了兩個核心監控原則：首先，將評級、覆核及合規職能分開，確保評級過程的獨立性和客觀性；其次，向公眾發佈關鍵資訊，這被視為最重要的內部監控資源之一，因為它提高了透明度，並允許市場使用者對評級進行獨立評估和核實。 關於主要依賴品牌聲譽和信譽風險的選項是錯誤的。儘管信譽對信貸評級機構至關重要，但次按危機等歷史事件已證明，單純依賴信譽風險並不足以防止評級質素下降或利益衝突的發生。因此，監管機構要求建立更具體的結構性監控措施。 關於董事會完全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選項也是不正確的。雖然引入獨立董事是良好的企業管治實踐，但《準則》並無要求董事會成員「完全」為獨立人士。一個有效的董事會通常需要結合具備行業專業知識的執行董事和提供客觀監督的獨立董事。 至於實施「需求拉動」策略的選項，這描述的是一種市場理論，即投資者的需求會對評級的誠信構成壓力，而非信貸評級機構內部設立的正式監控機制。問題的核心在於機構「內部」的質素監控措施，而不是外部的市場力量。.

此問題旨在測試考生對兩大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穆迪（Moody’s）和標準普爾（S&P）——在評級方法論上細微但重要差異的理解。 在進行信貸分析時，理解這些差異對於持牌法團的專業人員至關重要。 陳述 I 指出，穆迪的模型會考慮固定資產的再投資策略。 這是正確的。 穆迪的方法論除了傳統的財務比率外，還會納入一些前瞻性的、與風險和未來回報相關的替代性指標，例如公司的資本支出計劃（即於固定資產的再投資）和收益的波動性，以更全面地評估其長期償債能力。 陳述 II 指出，標準普爾的分析更強調歷史財務數據。 這也是正確的。 標準普爾的評級模型傳統上更側重於可量化的歷史財務表現，對公司的盈利能力、現金流和槓桿比率等指標設定了較高的門檻，其分析基礎更偏重於已實現的財務業績。 陳述 III 聲稱標準普爾比穆迪更重視收益的歷史波動性。 這是錯誤的。 根據普遍的理解，反而是穆迪在其模型中明確地將收益波動性作為一個考量因素，以評估盈利質素和未來現金流的穩定性。 標準普爾雖然也考慮業務風險，但穆迪更傾向於將此類指標直接整合到其量化分析中。 陳述 IV 聲稱兩家機構對所有行業應用相同的評級標準。 這是錯誤的。 信貸評級機構會根據不同行業的獨特經營模式、資本結構和風險特徵，採用不同的關鍵財務比率和基準。 例如，對公用事業公司的評級標準會與對科技公司的標準有顯著不同。 因此，陳述 I 及 II 是正確的。

此問題評估考生對信貸風險溢價釐定原則的理解。 陳述 I 是正確的。 為單一債券設定一個能完全抵銷其潛在違約損失的「公平」溢價是極其困難的。 因為單一債券的結果是二元的：要麼全額償還，要麼違約。 如果發生違約，除非溢價極高且違約發生在債券期限的晚期，否則收取的溢價收入很難彌補本金的損失。 陳述 II 是正確的。 在現實市場中，最常見和實用的定價方法是尋找一個合適的基準（例如具有相似信貸評級和年期的現有債券或政府債券），然後根據新發行債券的特定風險、流動性、條款等因素，在基準收益率的基礎上加上或減去一個息差（溢價）。 陳述 III 是不正確的。 雖然透過模擬不同還款情景並以機率加權來計算利率是一種理論上可行的方法，但它被認為是「高度理論性且十分費力」。 在日常實踐中，市場參與者很少依賴這種複雜的模型，而是傾向於使用更直接的基準比較法。 陳述 IV 是正確的。 信貸風險溢價的設定邏輯是基於投資組合的概念。 溢價的水平是為了補償在一個由許多具有相同風險等級（例如，相同的信貸評級）的債券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中，預期會發生的平均違約損失。 單一債券的溢價是這個組合定價的一部分。 因此，陳述 I、II 及 IV 是正確的。

對結構性證券（如住宅按揭貸款證券化產品）進行評級的核心，在於分析一個與發起人信用風險隔離的特定資產池。因此，評級的重點是基礎資產池本身的信貸質素和預期表現，以及為保護投資者而設計的交易結構。正確的答案是，分析師必須評估按揭組合的預期現金流、潛在的違約率和違約後的回收率，並審查交易結構中內置的信用增級機制（例如超額抵押、現金儲備金或分層結構）。這與評估傳統公司債券截然不同，後者主要依賴發行公司的整體財務健康狀況和償債能力。 其他選項之所以不正確，原因如下： 將發起人的整體企業信貸評級和盈利能力作為主要分析對象，是評估公司債券的標準做法。然而，在證券化交易中，其結構設計的目的正是為了將證券的風險與發起人的破產風險隔離開來，因此這不是評估結構性證券時的首要因素。 雖然宏觀經濟指標（如利率和失業率）對評估按揭組合的未來表現至關重要，但它們是分析資產池現金流的輸入變數，而非評級過程中的獨立核心要素。評級分析的根本區別在於對資產池和結構本身的微觀分析，而不僅僅是宏觀背景。 貸款服務機構的營運效率確實是評級中需要考慮的一個操作風險因素，因為其影響現金流的收取和管理。但是，與基礎資產池的內在信貸風險和交易結構的穩健性相比，這是一個次要的考慮因素。.

根據《信貸評級機構的操守準則》，信貸評級程序必須保持客觀性、獨立性及廉潔穩健。 當發行人對評級結果提出異議時，主分析員的處理方式至關重要。 陳述 I 是正確的。 上訴程序的啟動應基於實質性的新資訊，這些資訊必須是先前未被考慮過且可能對信貸分析產生重大影響的。 僅基於不滿或商業期望的上訴請求，在沒有新證據支持的情況下，應予以拒絕，以維護評級的客觀性。 陳述 II 是正確的。 主分析員應向發行人清楚解釋，評級是信貸委員會集體審議和投票的結果，而非其個人決定。 這強調了程序的嚴謹性和獨立性，並表明個人無法單方面更改委員會的決議。 陳述 III 是正確的。 這描述了處理合理上訴的標準程序。 如果發行人提供了有效的新資料，主分析員的職責是更新分析報告（評級備忘錄），並將修訂後的分析呈交給一個新組建的信貸委員會，由委員會重新評估和投票。 陳述 IV 是不正確的。 屈服於客戶壓力並承諾為其爭取更有利的結果，嚴重違反了獨立性和客觀性的核心原則。 分析員的角色是客觀地呈現事實，而非在委員會中擔任客戶的辯護人。 這種行為會損害信貸評級機構的公信力。 因此，陳述 I、II 及 III 是正確的。

此問題旨在評估考生對固定收益證券基本定價原則的理解。 陳述 I 正確。 債券的理論公平價值是其未來所有現金流量（包括定期支付的利息和到期時償還的本金）的現值總和。 計算現值所使用的利率稱為折現率或到期收益率，它反映了該債券的風險水平。 陳述 II 正確。 債券價格與市場利率之間存在反向關係。 當市場利率上升並超過某固定利率債券的票面利率時，新發行的債券將提供更高的回報。 為了在二級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現有票面利率較低的債券價格必須下跌，從而使其整體到期收益率對新投資者而言能與市場水平看齊。 陳述 III 不正確。 信貸評級（如’AAA’）是信貸評級機構對發行人違約風險的定性評估，它是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但並非一個可以直接代入公式計算出精確價格的量化變數。 評級主要影響折現率中的信貸息差部分，但市場價格還受到流動性、市場情緒、供求關係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不存在一個能將評級直接轉換為價格的標準公式。 陳述 IV 正確。 構成債券折現率（或要求回報率）的兩個主要部分是無風險利率和風險溢價。 無風險利率通常以同期政府債券的收益率為基準，代表了資金的時間價值。 在此基礎上，會加上一個信貸息差（風險溢價的一部分），以補償投資者因承擔發行人違約風險而要求的額外回報。 因此，陳述 I、II 及 IV 是正確的。

本題旨在評估對信貸評級機構如何從資訊提供者演變為金融監管體系中具有準規管角色的理解。正確的答案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於1975年修訂《證券交易法》下的規則，創立了「國家認可統計評級機構」（NRSRO）的官方稱號。此舉的關鍵在於，它規定經紀交易商必須使用NRSRO的評級來計算其為持有債券所需維持的監管資本。這標誌著評級機構的意見被正式納入證券市場的監管框架，使其具備了準規管的職能。其他選項描述了信貸評級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但並非SEC確立其監管角色的里程碑。例如，在1931年，銀行監管機構（而非SEC）開始使用評級來評估銀行資產風險，這雖然是評級被用於監管的早期例子，但並非SEC針對證券市場的規定。2006年的《信貸評級機構改革法》則是對當時已根深蒂固的NRSRO制度進行改革，旨在加強對評級機構本身的監管和處理利益衝突，而不是創立其角色。而John Moody在1909年開創的評級制度，則是現代信貸評級行業的開端，屬於市場自發的商業創新，與後來的監管採納無直接關係。.

此問題旨在評估考生對債務作為金融投資工具基本特徵的理解，特別是其與股本投資的區別。 陳述 I 是正確的。 債務融資的核心是一種合約關係，借款人（發行人）有法律義務在預定時間表內償還借入的本金，並支付利息作為使用資金的補償。 這是債務最基本的定義。 陳述 II 是正確的。 這是債務與股本之間的一個關鍵區別。 債務持有人是公司的債權人，而非所有者。 因此，他們通常不享有股東所擁有的投票權或公司控制權。 陳述 III 是正確的。 為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並確保還款能力，貸款或債券協議中常常包含保護性契諾（covenants）。 這些條款可能限制借款人承擔額外債務、派發股息或進行重大資產出售等行為。 陳述 IV 是不正確的。 傳統固定收益債務工具的回報（利息）通常是預先確定的（固定利率或基於某個基準的浮動利率），與借款公司的盈利表現沒有直接的比例關係。 將回報與公司盈利直接掛鉤是股本投資（如股息）的特徵，而非債務投資。 因此，陳述 I、II 及 III 是正確的。

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的規定，例如在《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中，用於確定某項債務證券是否符合投資級別資格的信貸評級，必須來自證監會為此目的而認可的信貸評級機構。負責人員的首要責任是確保公司的行為完全符合相關的監管規定和基金的授權文件。因此，在購入該債券前，必須核實提供評級的機構，即韓國投資者服務公司 (KIS)，是否確實名列於證監會的認可名單上。僅僅因為某家評級機構是另一家獲認可機構（如穆迪）的聯屬公司，並不意味著其評級會自動獲得認可；證監會對每家機構的認可都是獨立評估的。同樣地，評級機構在其本國（例如韓國）的認可地位，或其是否為美國的「國家認可的統計評級組織」(NRSRO)，與其在香港證監會框架下的認可資格並無直接關係。關鍵在於其是否被香港的監管機構就特定目的而明確認可。.

債券的到期收益率 (yield) 通常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無風險利率、信貸風險溢價和流通性溢價。無風險利率是基線回報，通常以政府債券的利率為代表。信貸風險溢價是為了補償投資者因發行人可能違約而承受的潛在損失。流通性溢價則是對持有較難在市場上迅速以公平價格出售的資產所要求的額外回報。 在此情境中，兩隻債券的到期日和信貸評級均相同，這意味著它們的無風險利率基礎和信貸風險溢價應當是可比較的。然而，情境明確指出兩者在市場交易活躍度上存在差異。交易稀疏的債券乙被視為流通性較差。因此，投資者會要求更高的收益率來彌補這種較低的流通性，這部分額外的收益就是流通性溢價。因此，債券乙收益率較高的原因最可能是其包含了更高的流通性溢價。 其他選項不正確的原因如下：信貸風險溢價不適用，因為兩家發行人的信貸評級相同。無風險利率作為一個宏觀經濟基準，在同一時間點對兩隻債券的影響是相同的。票面利率是債券發行時設定的固定利息，它影響債券的現金流，但不能解釋為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市場會對其中一隻債券要求更高的整體到期收益率。.

本題旨在區分評級過渡矩陣與違約研究的用途。評級過渡矩陣是一個統計工具，用以顯示在特定時間段內（例如一年），某個信用評級的證券轉移至另一個評級（包括上調、下調或維持不變）的歷史概率。它的核心功能是衡量評級的波動性，而非實際的違約事件。因此，若要評估一個「A」級債券被降級至「BBB」級的可能性，評級過渡矩陣是最適當的工具。相反，歷史違約研究專門追蹤和量化不同評級類別的債券在特定時期內實際發生違約的頻率。它關注的是最終的信用事件——違約，而不是評級的變動。因此，認為歷史違約研究能提供最全面的信用惡化數據是錯誤的，因為它不涵蓋非違約的降級情況。認為兩份報告同樣適用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它們的分析焦點和數據類型有著根本的區別。最後，聲稱評級過渡矩陣包含實際違約數據的說法是錯誤的，這混淆了兩種報告的功能；實際違約數據是由違約研究提供的。.

此問題評估考生對不同類型公司（特別是新成立且無穩定收入的公司）的資本架構原則的理解。 陳述 I 是正確的。 貸款人（債務投資者）是規避風險的，他們的首要目標是收回本金和利息。 因此，他們會尋求有穩定盈利模式和可預測現金流的借款人，以確保債務能夠被償還。 像題中描述的新成立的生物科技公司，由於缺乏這些特質，通常不符合傳統債務融資的資格。 陳述 II 是正確的。 股本融資的性質是投資於公司的未來增長潛力。 股本投資者接受公司在早期可能沒有利潤甚至虧損的風險，他們的回報來自於公司未來成功時的資本增值或股息分配。 對於高增長潛力但缺乏當前現金流的新創公司而言，這通常是主要的融資渠道。 陳述 III 是不正確的。 這個陳述顛倒了資本架構中的緩衝關係。 事實上，是股本為債務投資者提供了緩衝。 如果公司陷入財困，股本持有人的投資將首先被用來彌補損失，從而保護了在資本架構中處於較高求償順位的債務投資者。 債務並不能為股本投資者提供緩衝。 陳述 IV 是不正確的。 雖然在理論上，利用槓桿（增加債務）可以在稅盾效應和較低資金成本下提高股東回報，但這僅適用於能夠承擔固定利息支出的穩定公司。 對於一家沒有穩定收入的公司，過高的債務會帶來巨大的財務風險，因為即使沒有收入，利息也必須支付，這會大大增加破產的機會。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最大化債務比例是不恰當的策略。 因此，陳述 I 及 II 是正確的。

在證券化交易中，正確的結構是將產生現金流的資產（例如按揭貸款）從原始持有者（稱為「賣方」或「發起人」）轉移到一個新成立的、獨立且具破產隔離特性的法律實體，即「特殊目的實體」（SPE）。這個特殊目的實體才是真正向投資者發行由這些資產支持的證券（即資產支持證券）的「發行人」。這種安排的核心目的是將資產的信用風險與賣方的經營風險隔離開來，從而保護投資者。因此，特殊目的實體作為發行人，收購資產並發行證券。賣方（在此案例中為地產發展商）的角色是出售其資產組合以獲取融資，而不是發行證券。負責收取和管理現金流的實體是「服務提供者」，其職責是行政管理而非發行。而「信託人」的角色是作為獨立的監察方，確保現金流按合約規定分配給投資者，以保障他們的權益，但信託人本身並不發行證券。.

此問題旨在評估考生對資產回報率（ROA）及其組成部分的理解和應用能力，即資產周轉率和銷售回報率（或稱扣除利息、稅項前盈利率）。資產回報率是衡量公司利用其資產產生盈利效率的關鍵指標。 其計算公式為：
資產回報率 (ROA) = 扣除利息、稅項前盈利 (EBIT) / 平均總資產 這個比率可以進一步分解為兩個部分，以更深入地了解公司的營運策略：
1. 資產周轉率 = 銷售額 / 平均總資產（衡量資產產生銷售的效率）
2. 銷售回報率 = 扣除利息、稅項前盈利 (EBIT) / 銷售額（衡量每單位銷售的盈利能力） 因此，ROA = 資產周轉率 × 銷售回報率。 根據題目提供的數據計算： 對於甲公司： 資產周轉率 = 500百萬 / 250百萬 = 2.0倍 銷售回報率 = 50百萬 / 500百萬 = 10% 資產回報率 = 2.0 × 10% = 20% 對於乙公司： 資產周轉率 = 800百萬 / 200百萬 = 4.0倍 銷售回報率 = 40百萬 / 800百萬 = 5% 資產回報率 = 4.0 × 5% = 20% 分析顯示，儘管兩家公司的總體資產回報率相同（均為20%），但其實現這一回報的方式截然不同。乙公司的資產周轉率（4.0倍）遠高於甲公司（2.0倍），表明乙公司在利用其資產基礎來創造銷售收入方面效率更高。相反，甲公司的銷售回報率（10%）是乙公司（5%）的兩倍，這意味著甲公司在成本控制和定價策略上更為成功，從而使每筆銷售都能產生更高的利潤。 因此，正確的陳述是，乙公司的資產周轉率較高，顯示其利用資產創造銷售的效率較高，而甲公司的銷售回報率較高，顯示其在控制成本和定價方面更具優勢。其他選項是錯誤的，因為它們錯誤地將高銷售回報率等同於整體營運效率更優，或者混淆了兩家公司的資產周轉率和銷售回報率，或者錯誤地認為相同的資產回報率意味著營運策略和盈利能力完全一致。.

此問題的核心在於理解法律及監管環境如何影響貸款人的風險，以及這些風險如何轉化為借款人的成本。當一個法律制度延長了貸款人在借款人違約後收回抵押品（如房產）的程序，這實質上增加了貸款人的風險和持有成本。貸款人無法迅速將違約資產變現，導致資金被佔用，並增加了管理和法律費用。為了彌補這種增加的風險和潛在損失，貸款機構在評估新的貸款申請時，會將這些預期成本納入定價模型。因此，最直接的市場反應是提高新貸款的利率，或收緊信貸標準，將增加的成本轉嫁給未來的借款人。認為銀行會因此更願意批出高風險貸款是錯誤的，因為增加的風險只會使銀行在放貸時變得更加謹慎，而不是更寬鬆。聲稱整體信貸市場不受影響也忽略了房地產市場在金融體系中的重要性；按揭市場的重大變化很可能影響投資者信心和整體的信貸環境。最後，新法律通常不具追溯力，不會自動改變現有合約的條款。因此，正確的結論是，貸款機構可能會提高新按揭貸款的利率以彌補潛在的風險和成本。.

此問題旨在評估對不同類型貸款（一次性還款與攤銷性）的風險、收益特徵以及在結構性融資中相關計算指標的理解。 陳述 I 是正確的。 一次性還款貸款（如資產池 X）的全部本金僅在貸款到期時償還。 這意味著在整個貸款期內，貸款人面臨著全部本金的信貸風險。 相比之下，攤銷性貸款（如資產池 Y）的本金會隨著每次分期付款而逐步減少，從而降低了貸款人隨時間推移所面臨的本金風險。 陳述 II 是正確的。 由於一次性還款貸款的本金餘額在整個貸款期內保持不變（直至到期），利息是根據全部本金計算的。 而攤銷性貸款的本金餘額隨時間遞減，因此後續的利息支付額也會減少。 在利率和其他條款相同且沒有違約的情況下，一次性還款貸款產生的利息總收入會更高。 陳述 III 是不正確的。 在計算攤銷性資產池（如資產池 Y）的總超額差價時，由於本金餘額會隨時間減少，簡單地將年度超額差價乘以加權平均年期 (WAM) 會高估總額。 平均年期 (Average Life, AL) 考慮了本金的攤銷情況，是衡量攤銷性資產平均本金未償還時間的更佳指標，因此使用 AL 會比 WAM 得出更準確的結果。 陳述 IV 是不正確的。 一般而言，公司借款人（尤其是用於項目融資或過渡性融資）較常使用一次性還款貸款。 而零售消費貸款，如按揭和個人分期貸款，通常是攤銷性的。 因此，陳述 I 及 II 是正確的。

此問題旨在測試對市場風險和信貸風險核心區別的理解。 正確的區分在於兩種風險的根本驅動因素和時間尺度。市場風險的決定性事件是資產價格的變動，這些變動被假設為即時反映了所有可用的新資訊，因此是持續且快速發生的（例如以秒或分鐘為單位）。相比之下，信貸風險的決定性事件是借款人未能履行其合約還款義務，例如拖欠或違約。這些事件相對罕見，並且其過程（從拖欠到違約再到撇銷）通常在較長的時間範圍內（例如數月或數年）展開。 將市場風險描述為在數月或數年內評估，而信貸風險事件在數秒內發生，是錯誤的，這完全顛倒了兩種風險的典型時間尺度。市場價格波動是高頻的，而信貸狀況的惡化是一個較慢的過程。 將市場風險與交易對手違約聯繫起來，並將信貸風險與市場利率變動聯繫起來，是混淆了基本定義。交易對手未能履行義務是信貸風險的一種形式。而利率變動是影響資產市場價格的系統性因素，因此是市場風險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 聲稱市場風險僅適用於股票而信貸風險僅適用於債券，這是一種過於簡化的說法。雖然股票主要受市場風險影響，債券同時具有顯著的信貸風險和市場風險（其價格會因利率變動而波動），因此大多數金融工具都同時面臨這兩種風險。.

根據證監會《提供信貸評級服務的人士的操守準則》，持牌信貸評級機構必須建立、維持並執行有效、透明和一致的程序，以迅速、公平和一致地處理收到的投訴。正確的答案是，機構的核心責任是設立並維持一個正式的書面投訴處理程序，並確保該程序能有效、公平及迅速地處理投訴。這項要求確保了對評級使用者的問責性，並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渠道來解決疑慮。 其他選項是不正確的。建議投訴人直接向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提出申訴，是推卸了機構首先處理自身問題的責任；機構應先透過內部程序解決投訴。要求機構立即向投訴人提供金錢賠償以彌補投資損失，這是不恰當的，因為信貸評級是意見而非投資保證，評級機構不對市場波動或投資決策的後果負責。雖然透明度很重要，但要求將所有投訴及其詳細調查結果在公司網站上公開披露，可能違反保密協議，且並非監管規定的首要措施；首要之務是建立一個有效的內部處理機制。.

此問題旨在評估考生對兩大主要信貸評級機構（穆迪和標準普爾）在評估企業信貸質素時所採用方法論的細微差別的理解。 陳述 I 是正確的。 穆迪的評級方法論除了傳統的財務比率外，還會考慮一些前瞻性及與風險相關的指標。 收益波動性（earnings volatility）和對固定資產的再投資（re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是衡量未來潛在風險和回報的重要因素，這些都是穆迪模型中會特別考量的替代性指標。 陳述 II 是正確的。 標準普爾的評級方法論傳統上被認為更側重於可量化的歷史財務表現。 它對公司的盈利能力、現金流和資產負債表等核心財務指標設有較高的門檻，並特別強調這些指標的穩定性和強度。 陳述 III 是不正確的。 這個陳述錯誤地將穆迪的部分特點歸因於標準普爾。 實際上，是穆迪而非標準普爾，會更傾向於考慮那些可能導致當前收益不穩定但預示未來增長潛力的因素，如大規模的資本投資。 陳述 IV 是不正確的。 這是一個普遍的誤解。 雖然財務比率是信貸評級的核心，但兩家機構都會將重要的非財務因素納入其綜合評估中，例如公司治理、管理層質素、行業競爭地位和宏觀經濟趨勢。 完全忽略這些因素會導致評級結果不全面。 因此，陳述 I 及 II 是正確的。

此問題評估考生對杜邦模型在信貸分析中應用及其局限性的理解。 杜邦模型將股本回報率（ROE）分解為三個核心組成部分：盈利能力（淨利潤率）、資產使用效率（總資產周轉率）和財務槓桿（權益乘數）。 I. 陳述 I 是正確的。 權益乘數（資產/股本）是衡量財務槓桿的指標。 雖然較高的槓桿可以放大股本回報率，但它也意味著公司依賴更多的債務融資，從而增加了財務風險和違約可能性。 因此，對於關注還款能力的信貸投資者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警示信號。 II. 陳述 II 是不正確的。 杜邦模型是一個診斷公司財務表現的工具，它揭示了股本回報率的驅動因素，但它本身並不能直接估計或量化公司的違約概率。 信貸評級需要更廣泛的分析，包括現金流分析、行業前景和宏觀經濟因素。 III. 陳述 III 是正確的。 財務報表和比率分析（如杜邦模型）存在局限性。 它們主要反映歷史表現，並且可能無法完全捕捉到管理層的質素、公司治理、品牌價值或技術創新等無形資產的價值。 一個全面的信貸評估必須超越純粹的數字，對這些定性因素進行審慎的判斷。 IV. 陳述 IV 是不正確的。 雖然一家公司在某些財務比率上可能優於同業，但它仍然受到其所在行業的固有風險（如周期性、競爭激烈程度、監管變化）的限制。 行業風險為該行業內所有公司的信貸評級設定了一個潛在的範圍或上限。 卓越的管理可以在該範圍內獲得較高的評級，但通常無法完全擺脫行業的基本面約束。 因此，陳述 I 及 III 是正確的。

此問題評估考生對構成固定收益證券總收益率的三個主要部分的理解。 陳述 I 是正確的。 無風險利率（通常以高信貸質素的政府債券收益率為代表，如香港的政府債券或美國國庫券）是所有定價的基礎。 它代表了在沒有任何違約風險的情況下，投資者對延遲消費所要求的最低回報。 因此，它成為衡量和定價所有其他風險（包括信貸風險）的基準。 陳述 II 是正確的。 風險溢價（或稱信貸溢價/信貸息差）是投資者因承擔發行人可能無法按時支付利息或償還本金的風險（即違約風險）而要求的額外補償。 債券的信貸評級越低，其違約風險越高，投資者要求的風險溢價也越高。 陳述 III 是不正確的。 流通性溢價是補償「投資者」而非「發行人」的。 它旨在彌補投資者因持有難以在二級市場上迅速以公平市價出售的證券而面臨的潛在損失或困難。 流動性較差的證券通常需要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即流通性溢價）來吸引投資者。 陳述 IV 是不正確的。 「必須」一詞過於絕對。 雖然這三個部分是收益率的主要理論組成部分，但並非所有債券都顯著包含所有三個部分。 例如，一隻流動性極高的主權債券可能幾乎沒有流通性溢價，其風險溢價也可能趨近於零。 因此，不能說所有債券的收益率都「必須」是這三者之和。 因此，陳述 I 及 II 是正確的。

此題目旨在評估考生對主權信貸評級分析框架的理解，該框架結合了定量和定性因素。 陳述 I 是正確的。 入息計算法（Income Approach）是評估主權信貸風險的核心方法之一。 它著重於分析政府的收入流，主要是稅收，並將其與國家的經濟產出（國內生產總值，GDP）進行比較。 一個穩定且高比例的稅收收入通常意味著政府有較強的償債能力。 陳述 II 是正確的。 資產負債表法（Balance Sheet Approach）從存量的角度評估政府的財務健康狀況。 它全面檢視政府持有的資產（例如外匯儲備、黃金、國有企業資產）與其所有負債（包括政府直接發行的債務以及可能需要政府承擔的或有負債，如對銀行體系的擔保）。 一個強健的資產負債表，即資產遠大於負債，是信貸實力的重要指標。 陳述 III 是正確的。 對於發行外幣債務的國家而言，這是一個關鍵的信貸考量因素。 主權國家可以印製本國貨幣來償還本幣債務（儘管這會引發通脹風險），但無法印製外幣（如美元或歐元）。 因此，該國必須通過出口、外國投資或動用外匯儲備來賺取或獲取所需的外幣，以償還外幣債務。 獲取外匯的能力是評估其外幣債務違約風險的核心。 陳述 IV 是正確的。 主權評級不僅僅是數字分析。 政治穩定性、政策可預測性、法治水平、政府效率以及地緣政治風險等定性因素，對於評估政府償還債務的「意願」至關重要。 即使一個國家有能力償債，不穩定的政治環境也可能導致其選擇違約。 因此，評級機構會將政治風險納入其綜合評估中。 因此，以上所有陳述皆正確。

此問題旨在評估考生對兩大主要信貸評級機構（穆迪與標準普爾）在評級方法論上核心差異的理解。 陳述 I 正確地指出，穆迪的評級模型不僅僅依賴歷史財務數據，還會整合前瞻性指標，例如盈利的穩定性和波動性，以評估企業未來的風險與回報潛力。 陳述 II 也正確，它描述了標準普爾的傳統方法，即特別強調已實現的財務業績，並為其評級等級設定了相對嚴格的財務指標門檻。 陳述 III 是不正確的，因為將固定資產再投資等因素納入考量是穆迪方法的特點之一，而且聲稱標準普爾是「唯一」這樣做的機構過於絕對化，不符合事實。 陳述 IV 同樣不正確，它錯誤地描述穆迪會「完全忽略」傳統比率；事實上，穆迪是在傳統財務比率的基礎上，增加對其他替代性風險指標的考量，而非取代它們。 因此，陳述 I 及 II 是正確的。

此問題旨在評估考生對資產證券化（特別是住宅按揭貸款證券化，RMBS）交易結構中各方角色的理解。 I. 該陳述是正確的。 在證券化過程中，發起人（如銀行）會將其資產負債表上的一組同質資產（例如住宅按揭貸款）出售給一個特殊目的機構（SPV）。 這一步驟稱為「真實出售」(true sale)，旨在將資產從發起人的信用風險中分離出來。 II. 該陳述是正確的。 特殊目的機構（SPV）是一個為特定交易而設立的獨立法律實體。 其主要功能是購買資產池，並以此為抵押發行證券。 由於其法律上的獨立性，SPV 具有「破產隔離」(bankruptcy-remote) 的特性，即使發起人破產，SPV 持有的資產也不會受到影響，從而保護了投資者的利益。 III. 該陳述是不正確的。 受託人的主要職責是代表證券持有人的利益，確保 SPV 和服務商遵守交易文件的規定，並監督現金流的分配。 負責向投資者推廣和銷售證券的通常是承銷商（underwriter）或配售代理（placement agent），而非受託人。 IV. 該陳述是正確的。 服務商（servicer）通常是原來的貸款發放機構（即發起人），負責處理日常的貸款管理工作，包括向原借款人收取本金和利息，處理拖欠款項，並將收到的款項轉交給 SPV，再由 SPV 分配給證券持有人。 因此，陳述 I、II 及 IV 是正確的。

此題旨在評估對存貨周轉率與運作風險之間關係的理解。正確的觀點是，較高的存貨周轉率通常意味著公司的產品需求強勁，存貨能夠迅速銷售並轉化為現金。這種高效的現金循環縮短了從採購原材料到收回銷售款項的時間，從而降低了公司因存貨積壓、過時或現金流緊張而面臨的運作風險。因此，存貨周轉率的提高普遍被視為運作效率改善和風險降低的正面信號。 其中一個錯誤選項認為，存貨周轉率與運作風險無關，僅為財務指標。這是不正確的，因為財務指標是衡量公司營運狀況的量化工具，存貨周轉率直接反映了銷售和庫存管理的營運效率。 另一個錯誤選項提出，更快的周轉率會因生產壓力增大而增加運作風險。雖然快速生產可能帶來品質控制的挑戰，但高周轉率本身是市場需求旺盛和管理有效的結果，其對現金流和庫存風險的正面影響通常遠大於潛在的生產壓力風險。 最後一個錯誤選項指出，高周轉率會增加缺貨風險，從而提升運作風險。雖然極高的周轉率確實可能引發缺貨問題，但這是一個庫存管理平衡的問題。在普遍的信貸和風險評估中，高周轉率首先被解讀為銷售強勁的積極跡象，其降低庫存持有成本和改善現金流的好處是主要考量。.

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的《提供信貸評級服務人士的操守準則》，信貸評級機構的首要責任是確保其評級過程的質素、廉潔穩健和獨立性。在此情境中，來自主要客戶的商業壓力對評級機構的獨立性構成了直接挑戰。正確的做法是，評級機構必須堅持其既定的、客觀的分析方法，並根據事實作出評級決定，完全不受可能失去業務的威脅所影響。這是《信貸評級機構的操守準則》第1部（評級過程的質素及廉潔穩健）和第2部（獨立性及避免利益衝突）的核心要求。將商業利益置於評級誠信之上會嚴重損害市場對該機構及整個行業的信心。 將維持與客戶的長期合作關係作為優先事項是錯誤的，因為這將商業考量置於監管責任之上，直接違反了獨立性原則。 雖然向公眾披露利益衝突是《準則》的一項要求，但在這種情況下，首要的行動是抵禦不當影響並維持評級的客觀性，而不是僅僅披露所受到的壓力。壓力本身不是需要披露的利益衝突，但如果機構屈服於壓力，則會產生嚴重的誠信問題。 給予客戶時間來改善其財務狀況再發布評級，這會延誤向市場發布重要信息，違反了《準則》第3部中對投資大眾的責任，即評級應以適時的方式披露。評級應反映實體在評估時的信貸質素，而非未來可能改善的狀況。.